李迅雷:中产在塌陷,全国60%以上居民收入增速不及GDP增速一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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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训雷:中产阶级处于崩溃状态,全国60%以上居民的收入增长不到GDP增长率的一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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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是李迅雷3月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采访腾讯财经新闻记者的主要内容。根据2018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,低收入,中等人口的总人口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60%,但其可支配收入人均收入仅增长4.4%,不到2018年的9.7%。名义GDP增长率的一半。如何应对这种现象?毕竟,这个60%的群体是推动中国消费的主要力量,也是社会保障需要关注的一个阶层。

2018年中国经济消费大幅放缓。在汽车消费的主要指标中,甚至出现了急剧下滑。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“三驾马车”的消费者,它是一个弱国吗?

以下是李训理的观点摘要:

1.中国高端消费强劲,低端扶贫相对强劲。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产阶级如何提高收入水平。这部分人口占中国人口的60%以上。

2.成熟经济体依靠消费来推动增长。要增加消费,首先要增加中下阶层的收入或福利水平,并为这些班级提供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。

3.投资必须考虑到投资效率,而不是在地区之间寻求平衡。把大量资金投入高铁当然是有益的,但我们也必须考虑人民生活的投入。

以下是李训雷的谈话文本

Atomic智库:您最近写道,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该国人口增长的60%仅略高于4%,远低于GDP增长。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?

李训磊:这些数据基于2018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,因此是抽样调查的结果,抽样调查可能存在偏差。应该说这也是唯一官方发布的数据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增长也是可能的:一种是高收入群体,另一种是低收入群体,增长率超过8%。中间只有三组:高收入,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,收入增长率低。这三个群体共占全国人口的60%,而这一增长率仍然令人担忧。

去年,中国名义GDP增长率为9.7%,该集团的收入增长率比名义GDP低一半。这反映了我们可能面临未来消费疲软的问题。中国的高端消费没有问题。去年,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占世界总消费量的三分之一。低端扶贫工作比较大,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,低收入阶层没有问题,主要是中产阶级如何提高收入水平。

原子智库: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增长的差异在哪里?财产收入差距是否在扩大?

李训雷:这大致反映在财产收入上,但财产收入的比例并不大。我觉得与经济转型更相关。传统产业的毛利率正在下降,许多民营企业都很难。一般来说,产能过剩。包括高科技产业,信息产业等在内的新动能正在快速增长,但员工人数有限。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,新动能的比例过低,旧动能的比例相对较大,这将导致社会收入的差异化。

原子智库:缩小收入差距是近年来政府努力的方向。目前,这种趋势似乎有继续扩大的趋势。您认为未来可以采取哪些措施?

李训磊:税收是一个更好的衡量标准。例如,对于高收入群体提高税收,如投资收益,股权投资,债务投资和其他方面的利得税,这些税收将引起很大的反响。还有房产税。房产税肯定会对缩小贫富差距产生直接影响,但也会引发对房地产的担忧。中国的经济周期主要与房地产周期有关。我们能否牺牲稳定增长来缩小贫富差距?所以这是另一个两难选择。最后,还有一项遗产税,可能更加偏远。税收是第一步。

第二项措施是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福利,并在养老金,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更加重视中低收入群体。其负面影响是政策杠杆水平将迅速提高,并将对未来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。它也需要考虑。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,有许多困境需要谨慎处理并稳步落户。否则,轻微偏差可能对整体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。

房价上涨刺激消费增长?

Atomic think tank:您之前写过,房价上涨和家庭消费支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。但主流观点显而易见:房价过高导致家庭债务上升,消费支出减少。您如何看待这种差异?

李训雷:首先,我想说市场倾向于放大或过度解释我所说的某句话。我的句子是什么意思?目前,居民收入增加,增长率低。整个社会缺乏消费亮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。然而,在过去三年中,三线和四线城市的价格大幅上涨,其消费比率也开始上升。我只谈到这样一个例子,而不是我们应该推测高价。高房价的炒作绝对不利于整个社会,并会产生负面影响。对于消费而言,从长远来看也会带来抑制作用。因此,我并不是说我承认高房价。相反,我认为它应该能够使房价回落。这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,也有利于未来社会的健康发展。

原子智囊团:现在市场上有观点认为,过高的房价导致去年汽车销量大幅下滑。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观点?

曲线之间建立逻辑关系更为重要。

Atomic智囊团:从数据来看,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新消费实际上低于三线和四线城市。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下沉市场可能是消费增长的主要来源?

线可能会对房价产生下行压力,这将对第三和第四线的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。在过去两年中,我们看到消费下沉,未来可能没有这种持续的趋势。人口流动仍然流向一线和二线城市。未来一线和二线城市发展的机会,无论好坏,都会更加乐观。

Atomic think tank:在您看来,在消费者需求和消费行为方面,三线和四线城市的消费者与一线和二线城市相比有何差异?

李训磊:我认为首先出现的是网上购物数量大幅增加。自去年8月以来,一线和二线城市的网上购物数量有所下降,这可能与收入结构的变化有关。超过三,四线城市的消费升级。他们消费的东西不是关于品牌,而是追求品质,现在随着收入的增加,他们对品牌和品质的追求也有所提升。在一线和二线城市本身,经过一段时间的消费升级后,消费升级的趋势正在放缓。当然,一线和二线城市的高收入阶层,因为他们自己因收入增长更快,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正在减少。也就是说,在他们的钱增加后,他们将不会使用相应的钱进行消费。他们将花更多的钱投资和少量的消费,所以对他们来说,消费并不那么明显。

补贴公司不如补贴消费者

原子智库:许多观点认为,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实际上更多来自国内需求。现在我们看到消费增长率仍然令人担忧。您认为可以增加家庭消费的政策水平是什么?

李训磊:我认为还有必要增加消费。当许多人看数据时,他们经常被统计数据误导,说消费占了50%以上,他们认为消费的增加导致比例增加。事实上,消费的增长不是由于消费的快速增长,而是因为投资快速下降。投资比例下降,消费比例自然增加。或者出口比例下降,因此消费比例也有所增加。

在经济放缓的过程中,消费增加的比例肯定会增加,但股票的增长率将大大放缓。所有成熟经济体都受消费驱动,消费比例相对较高。要增加消费,我们必须首先提高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或福利水平。

很难提高收入水平。中国经济正在发生转型,传统产业的毛利率越来越低,中低收入群体所处的行业往往属于传统产业。更现实的做法是增加社会福利,提供一些消费税退税,补贴家电下乡,新能源汽车补贴等,以增加政府在这一领域的投资。另一方面,在医疗,教育,社会保障和养老等领域,国家必须加大投入。可以考虑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。只有这样才能消费消费。否则,增加收入水平以增加消费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。

原子智囊团: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,政府已经将家用电器补贴引入农村或农村。对于企业层面而言,企业在短时间内扩大生产规模,从长远来看,未必可能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。你怎么看?

李训磊:是的,这涉及两难。如果一家公司在补贴方面成长,一旦取消补贴,他将面临更大的压力。因此,在这方面,我觉得仍然有必要遵循国际惯例。我们的补贴是应该向普通民众提供补贴,还是应该补贴给企业?我认为应该更多地直接补贴人民,使公司根据产品的竞争力获得市场的应有的地位和应有的份额,这将更加合理。

原子智库:你提到刺激家庭消费,政府可能不得不进一步投资。这种投资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,即政府债务可能会上升。许多讨论表明,中央财政赤字应该超过3%。今年已达到2.8%。你觉得什么程度合理?

李训磊:我认为打破3%是没有问题的。所谓的安全线也是世界银行当年制定的。我认为应该打破这个标准。欧洲,美国和日本早已突破并没有造成任何问题。从理论上讲,我认为这是一个突破。

另外,从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,我觉得中国更有能力突破。财政赤字率的分母是GDP,但实际上政府债务与政府资产相对应。中国的政府资产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。除国有企业外,我们还拥有其他发达国家无法获得的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。这意味着我们中央政府的借贷能力可以更强。另一方面,我们不能简单地考虑狭窄的财政赤字率。事实上,存在广义金融。我们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做。

Atomic Think Tank:你认为空间有多大?

李训磊:我认为目前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率仍然很低。美国政府接近100%。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为50%至60%。我算上所有这些。与美国相比,它仍然低得多。更不用说我们有很多资产。美国有私有土地,少数国有企业,规模小。自然资源,矿物,森林和水也是私人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我认为中央政府应该有更强的借贷能力。

股票时代已经上升和消失,必须分配资源

原子智库:您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,中国经济现在可能进入股票经济时代。这个股票经济时代和过去有什么区别?

李迅雷:在股票经济时代,理论是GDP就像日本一样零增长。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%以上,而且还不是股票经济。但是,股权的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。毕竟,我们的GDP增长已从10%以上下降。在增量经济学的阶段,鸡和狗处于上升趋势,股票的经济阶段正在上升。这个企业越来越强大,企业越来越弱。库存特征明显后,会有这种增加的影响。

原子智库:分层分化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趋势,如大城市的人口集中,利润集中在龙头企业。从社会角度来看,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的影响?

李训磊:这种趋势确实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我们目前的分化远不如美国那么明显,也不像日本和欧洲那么明显。这表明我们正处于加速分化的阶段。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和增加都在减少,大多数省份的中小城市人口都有净流出。这些现象将继续下去。在政策层面,资源分配需要更加精确,而不是一厢情愿。例如,在哪里落后,我在哪里增加投资,你的资金投入,他的人口外出,所以资源分配不匹配。

我们需要在人口集中的地方投入更多的教育,医疗资源和更多的社会福利。在人口不在人口的地方,你需要减少投资。这将进一步提高投资回报率,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。否则,资源的不匹配将导致更大的浪费,遵循这一趋势非常重要。

我们现在正在谈论许多公司作为“主要业务”。龙头企业必须具有更高的效率,能够集中更多的资源,非龙头企业面临转型的风险和机遇。我认为应该更多地转移到服务业,增加服务业的比例,并减少制造业的比例。市场机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。

原子智库:日本农村有一种明显的无人能力。您如何预测中国农村的趋势,将来会像日本一样吗?

李训雷:日本农村和农村地区的趋势将非常相似,但远未达到日本的阶段。现在日本农民的收入高于城市的平均水平。为什么还要流向这个城市?在农村地区,没有相应的文化和娱乐设施,没有人口聚集,也没有现代城市的好处。日本农村以老年人为主,是典型的养老社会。

中国也面临着这样一个真正的问题。农民肯定会老龄化,年轻人必须向往城市。这项法律是不可逆转的。人们离开农村后,农村劳动生产率将进一步提高,人口资源越来越少,现代农业将建设更加现代化的设备。事实上,这对农村发展有利。我们不能说农村地区正在濒临死亡,但新农村模式将逐步形成。这也符合全球趋势。

原子智囊团: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一直是经济底线的一种方式。是否有可能解决城市分层问题?

李训磊:中国已进入大数据时代,数据信息量正在增长。如何定位未来的三线或四线城市,如何定位大都市区,每个人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,因此存在京津冀一体化问题,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和大湾区。这些是核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功能。

在投资方面,我们必须考虑投资效率,而不是追求区域平衡。例如,高速公路现在显然供过于求,特别是在西部地区。你想修修西部地区的这么多高速公路吗?这值得考虑。必须在人口集中的地区修复高速铁路。如果在偏远地区进行维修,则效率低下。必须优先考虑高铁投资的高回报,或投资带来的社会福利。

原子智囊团:除了京沪线外,中国的高铁线路对其他线路的盈利能力并不乐观。您是否担心未来的高铁将成为中国政府财政的最大负担?

李训磊:所有输入都有挤压效果。在高速铁路上投入大量资金当然对我们有利,人们也赞不绝口。其他费用会改变吗?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。许多地方需要建设和投资。我们必须找出最需要的东西。对人民最有益的是什么?我们可以建造很多道路并建造许多桥梁。修建高速铁路修建桥梁后,可能没有其他资金投入。所以我们仍然必须有最好的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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